炸了两次机，换了十几片桨叶，这是今年50岁的王高云第一次用无人机做防疫消杀时遇到的情况。尽管在飞之前，做好了可能会炸机的心理准备，王高云在接受采访时仍表示：“心理压力太大，整个过程非常紧张。”
比起在开阔的农田里打药，无人机要想穿梭在城镇的楼房之间，需要飞手过硬的飞行技术。另外，心理压力还来自可能会感染病毒的担心，要知道需要用无人机喷洒消毒的地区，几乎都是有疑似病例或者确诊病例的地方。
来自湖北省鄂州市的飞手王小亮也向澎湃新闻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我们就紧挨着武汉，我们市也有确诊的病人。尽管家里支持，自己做好防护，但是担心还是会有的。”
相比传统的人工消杀，无人机防疫减少了人力成本，避免交叉感染，同时立体喷洒消毒药液，空间范围更大，防疫消杀效果更好。同时，在特殊时期里，无人机消杀作业队的响应速度比传统人力、车辆要更快。另外，无人机喊话、无人机监控在疫情期间，也能起到安慰隔离人员、缓解小区管理压力的作用。
王小亮的极飞无人机在当地的防疫消杀现场
得益于无需接触的优点，疫情期间，无人机从农业生产工具，变成了防疫消杀的好帮手，那些通常在地里出现，保护庄家的飞手，摇身一变，成了城镇防疫消杀的能手。
紧张，压力大
在金山廊下拥有300亩田的王高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农民。2018年，他成为上海心意飞行俱乐部的成员，俱乐部成员都亲切地叫他“王哥”。经过俱乐部的培训后，他成为了一位有证的飞手，并购入了自己的第一台大疆植保机。
王高云和他的同伴在上海杨浦区东森花园小区进行防疫消杀
“上海是金融中心，又发生了疫情，我不想让外面的人在进上海前对上海的情况很担心。我自己的供销社也有外地人员，他们回不来，我们的生产也无法进行。”王高云说。所以当他从俱乐部的微信群里，知道上海的一个确诊病例小区，需要进行防疫消毒时，他第一个志愿报了名。
“他可能是上海唯一一个飞植保无人机，愿意义务过来帮忙的人。”上海心意飞行俱乐部负责人金海霖告诉澎湃新闻。相比东北，新疆等地的无人机植保业务，在上海做植保无人机大药的人，并不多。再加上疫情严重，很多飞手滞留老家，也无法支援上海的防疫消杀。
2月11日，上海市杨浦区东森花园小区被上海市通报，为新增确诊病例活动区域。2月12日，在千寻位置“无人机战疫平台”的撮合下，金海霖带着王高云，以及另外两位航拍飞手随即赶到这个小区，在短短的2个小时里，四个人相继完成了无人机喊话和整个小区约1万平方米的无人机消毒。
虽然效率很高，但回忆起现场状况，王高云仍直呼压力很大。由于在小区内部飞行，无人机上的定位系统受楼宇遮挡，信号丢失。“飞机丢了信号，完全在飘，第一次是由于楼间距太小卫星信号全丢飘到墙上；第二次，发生在收尾时，想让药液喷洒更靠近大楼，结果让植保机直接掉在了一个居民楼的五楼窗台上了。”王高云说。好在出发前，王高云已经做足了准备，带了替换桨叶和维修工具，才保证了无人机作业完成。
在小区里飞无人机的另一个担心来自地面，一旦发生炸机（无人机任何故障或事故的统称），磕碰到小区里停着的地面车辆，那就真的变成好心办坏事了。幸运的是，王高云的第一次飞行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插曲不断。
有意思的事发生在第二次挂机时。据金海霖描述，飞机挂在了一桩居民楼的阳台上，需要进楼去取，原本无人机作业队会觉得会有阻碍，没想到，住在一楼居民主动给开了门禁。碰巧，无人机挂在502的阳台上，但这户家里没人，反倒是501的住户打开了家门，更有旁边和六楼的邻居一起帮忙，才捡回了无人机。
“居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看到我们来做防疫消杀都很配合。看到我们的无人机，他们都拿出手机发抖音，还直接上了热搜。不说最后的消防效果，光从心理压力的缓解上，我觉得这次飞防，就很有用。”金海霖说。
想为家乡做点事
相比上海，湖北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来自各乡镇地区的消杀需求会更多，但遇到的困难也更多。来自湖北鄂州的王小亮，1986年出生，是鄂州地区的一支植保无人机队的负责人。从2016年开始，他的无人机植保队成立，在他队里，有11个人，10台极飞无人机。今年春节，他在鄂州市区的新房刚装修好，本想搬进去住两天，再回乡下老家看父母。但由于临时封城，他被留在了市区。
关注疫情的同时，这位80后也想为自己的家乡做点什么。于是他通过朋友圈发布了自己的无人机义务进行防疫消杀的消息。通过朋友转发，从2月5日开始，王小亮和他一位89年出生的伙伴，一起在鄂州梁子湖区和华容区等多个乡镇和农村开始用无人机进行了消毒。
王小亮在现场进行操作
“我们一开始也没有想太多，我们本身是青年创业者，受到了很多政府一些政策的支持，我们肯定要尽一份力。另外，从喷洒效果来说的话，无人机确实有比人工喷洒有优势的地方，我们就想对抗击疫情做点事情。”王小亮对澎湃新闻表示。值得一提的是，疫情期间，王小亮还通过自己所在的青年企业家协会向鄂州医疗队伍捐了1400个口罩。
有防疫需求，也有愿意提供服务的飞手，但真正想让事情办成，在特殊时期，并不容易。在重灾区，出行成了困难之一。
由于从市区开车去乡镇，通行关卡多，光有当地政府疫情防控指挥部出具的文件，有时候行不通。“有些关卡不愿意放行，或者不认文件，需要通行证，我们有一次下乡，最后只能请镇政府给市防疫交通指挥部打电话，最后才得以同行。”王小亮说。
当地相关部门出具的防疫消杀放行文件
到了防疫消杀的现场，困难也随即而来。首先防疫消杀作业环境比农田更为复杂，在很多村镇、社区有绿化树和监控设备的杆子，甚至有的住宅区楼层很高，如果无人机飞行高度、速度或航线设置不合理，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这点对于有经验的飞手来说，也是挑战，但我们相对比较有信心，就胆大心细，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地形、不同的环境，我们来规划航线。”王小亮说。
从植保无人机飞手转换到防疫消杀能手，如何保证防疫的效果，体现消杀专业性，也是王小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往作业队多数提供农业服务，在新的消杀场景中发挥无人机工具的优势，要掌握新的知识和技能，例如病疫的传播途径、无人机消毒原理和优势、专用药液的配制方式、消杀作业流量和飞行高度等。
“这个话就要求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小心，改变作业方式。比如喷消毒液的话，有的是喷75%的酒精，有的喷84消毒液，如何稀释，喷多少都有讲究。”王小亮说。
另外，在医疗物资困乏的重灾区，飞手在防疫消杀过程中自身的防护通常不是很到位。据王小亮介绍，自己去作业过的地方，基本上会提供口罩和一次性雨披，虽然防护等级一般，但好过毫无准备。“我们自己也会比较注意，消毒结束后，我们回到家，会立马洗热水澡、换衣服，暂时不和家里人接触。”王小亮说。
从2月5日开始，王小亮已经累计在鄂州市内及周边地区，防疫消杀了100多亩地方。王小亮，随着疫情发展，很多远的地方，他可能就无法去提供服务了，现在更多的还是通过朋友圈和朋友来转发，告诉大家自己愿意为社会出一份力。
在这些飞手和俱乐部愿意以个人力量，想利用无人机为疫情做点贡献的时候，无人机背后的公司和平台们，已经为他们了准备好了“粮草”。据澎湃新闻了解，无论是极飞科技还是大疆，两家无人机科技公司，都拿出了足够的诚意，推出了后勤保障计划，为这些飞手免费提供配件补给和维修服务。这一次，无人机成了防疫消杀中的“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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